從430到195

 

文/林玉鳳

 

　　沒有什麼社會變化與當中的人口變化是沒有關係的，所以，說到遊行，說到澳門人在遊行與漁村澳門”價值認同當中掙扎的同時，我們也有必要知道澳門人口在過去數十年的變化。九十年代，是了解這些變化很重要的十年。

 

　　九十年代，除了大規模的移民潮穩定下來，還有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大學生急速增長。根據統計局的數據，今天澳門五十歲以上的人口，當中的大學生比例佔同齡總人口的百分之六至七之間。六十後的那一批，大學生人口開始增加，即今天四十五至四十九歲之間的，大學生比例是同齡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四十至四十四的，比例是百分之十八。七十後那一批，大學生佔同齡總人口的約百分之三十。他們是九十年代上大學的那批，是第一批大量人數獲得教青局獎助學金升上大學的那一批。

 

　　那一批人，見證了澳門很特殊的一個人口向上流動的盛況。1991年，中文成為澳門官方語言的同一年，一批六十後的大學生相對容易的進入了澳門的公務員體系，那時的本地化政策，令進入公職的人，有機會一進就是俗稱“穿梭機”的薪點430的高級技術員位置。可是，因為這樣的職位不多，只消幾年，430位置就好像一下子被填滿了一樣，到了九十年代中， 430的尾班車幾乎就開出了。過了幾年，回歸臨近，趕上尾班車的，連同那些六十後和五十後的430，突然三級跳，在回歸前後成為中高級公務員，他們當中，當時不到三十歲的大有人在。

 

我的親身經歷是，同屆大學畢業的同學，少數可以趕上尾班車，之後算是一帆風順。趕不上的，在回歸後繼續考公務員的，進去的第一職級越來越低。1998年，第一次有自己的學生畢業去當公務員，那時人人希望的是430，可以實際考上的不少是350。回歸過後不久，大學生進入公職的最普通職位再降一級，變成260。又幾年過去了，230和195才是最多人能進的職級。前兩年，還有些是勞動合同的，薪酬可以比195還低。

 

　　因為沒有統一的公務員招聘制度，整個九十年代，公務員本地化帶來的，除了是後殖民地時期常見的本地人升官發財的現象，就是有人是靠關係進入公職的這類故事充斥市場，令進不了的覺得世界不公平。遲進幾年比早進幾年的，工資隨時低一半，而且因為上司跟自己年齡差不多，很難看到自己的升遷希望，在裡面的因為遲入職也覺得不公平。於是，九十年代這個人口向上流動的盛世，留下的，居然是我們對社會公平的詰問。

 

（我們的世代．之十六）

文：原載2010年5月13日《澳門日報》“筆成氣候”專欄

Photo :http://thumbs.dreamstime.com/thumb_224/1199763829x9VPs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