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類言論，一種現象──另一個角度看歐文龍事件

　　幾年前在內地聽到過這樣的一段對話：“你到我這邊來我包吃包喝，你一分一毫也不用花。”“這樣好像不太好啊！”“不怕的，這裡人人都腐敗，我們腐敗一下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意大利有這樣一個被載入學術文獻的故事：“一個退了休的黑手黨頭目回憶說，當他還是一個少年的時候，有一次他的父親，一名黑手黨人，叫他爬上一堵牆，然後又叫他跳下來，答應說會接住他。他一開始不肯跳，但在父親堅持下，他終於跳了，結果跌得嘴啃泥。他父親這樣做，是為了讓他明白一個道理：你必須學會不信任人，連你的爹娘也別信任。”

　　上面引用的第二個故事，說明的是黑手黨生存的西西里社會最普遍流行的一種社會規範。引用的第一段對話，不是要討論內地貪污腐敗的問題，只是想說明一點，當“人人都如此，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時候，有些事情，包括黑手黨奉行的“連你的爹娘也別信任”和貪污腐敗，也就很可能被扭曲為一種社會認可的規範行為，做了也無需負上道德責任，行事的道德成本幾乎為零。當然，這樣的社會規範以至價值觀念，都是負面的。



　　　　　　　　　　　　　　　習非成是的社會代價

　　這兩個故事與前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被控貪污一案有何關係？這可以從最近一個月來的三類言論尋找端倪。

　　首先是呈二元對立言論的出現。就像其他影響重大的社會事件總會引伸出正反兩面的意見一樣，歐文龍事件發生以後，社會言論開始有向兩個極端發展的趨勢。其一是認可事件背後具有正面價值，認為政府有打擊貪污問題的決心；其二是關注事件背後隱藏的制度問題，當中最重要的是特區政府的行政權力是否得到足夠的機制上的制衡。

　　如果細心體會，這兩種意見本來並不互相排斥，因為前者關注的是事件發生後政府的反應，後者關注的是今後如何避免同類事件的發生。前者訴諸的是今天，後者訴諸的是今後。可是，事態的發展，已逐漸出現二元對立的傾向，彷彿肯定正面價值的就一定是拒絕改革的，推動改革的就是否定政府打擊決心的。


　　　　　　　　　　　　　　是無奈感還是潛規則

　　出現這樣的現象，理由至少有三個。第一是發言者本身確實有只取一端的價值取向，只看到或只願意強調事件的某一個面。第二是歐文龍事件本身牽涉到公眾對包括東亞運嚴重超支事件等多項工作的一段長時間的質疑，加上有報導指事件並非由澳門廉署揭發，在“被動調查”的懷疑之下，“具有打擊決心”和 “具有主動打擊的決心”的確有明顯的差異。第三是已經長時間形成的複雜的公眾心理。

　　這裡說的公眾心理，可以從二元對立言論以外的另一種流行言論體會得到。這類言論可以這樣概括：官員貪腐的事是澳門人的都知道，這在工程界人人皆知。

　　面對這樣的說辭，我曾經很認真的問：“那為何你們不舉報？”“舉報有何用？澳門從來就是這樣的地方。”

　　如果我們把“澳門從來就是這樣的地方”這類說辭，跟文首的對話以及黑手黨父親傳遞給兒子的價值觀類比，很快就會發現，這三段對話幾乎有同樣的調子：面對世道不平而無可奈何，只有學習加入其中繼續生存。

　　“面對世道不平而無可奈何，只有學習加入其中繼續生存”可以是一種情緒，也可以是一種生存方法，可是，當這樣的情緒或方法成為社會面對貪污等等負面行為的態度，以消極認可的方式來確認這類行為的規範或價值觀，我們將要面對的，除了是社會一部分成員對另一部分成員更明顯的不信任感以外，還有推行制度改革的更大的困難。



　　　　　　　　　　　不信任改革可期，改革也必將不可期待

　　因為，所有這些言論的背後，都非常清晰的指向這樣的一種境況：公眾一方面對政府和某部分社會成員不信任，也同時不信任制度有改良的機會。當這種不信任繼續得到“習以為常，見慣不怪”的待遇，就會逐漸由認可的行為規範成為社會不良的價值觀的一部分，再進而演變為我們政治生活的一種文化：一邊批評，一邊要求改革，卻一邊不信任改革可期，對任何改革的行動均抱有消極的態度。

　　最重要的是，從上述的言論看，這樣的文化已經開始形式並在一定的社會群體當中瀰漫。西方術語有云：“文化是制度之母”，當我們在檢討歐文龍事件本身有否暴露制度問題的同時，其實也應該檢視一下，當下的文化，是否衍生“問題制度”的一種根源。如果我們不信任改革可期，改革也必將不可期待。沒有公眾的信任與支持，任何社會改革都不可能完滿成功，因此，已經表明對事件責無旁貸的政府，除了等待案件審結以外，還應該正視重建公眾對政府、對制度、對改革的信心的工作。


原載2007年1月4日《澳門日報》“蓮花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