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具落幕，積怨抬頭

 

文/林玉鳳

 

 

　　一零年的“五．一”遊行所承載的社會意義，應該是歷史性的。歷史性，因為伴隨“漁村澳門”認同而來的對“寧靜和諧的小城”那個門面的維護，在深深的積怨之下，終於面臨了落幕的邊緣。

 

　　僅以自己經歷過的事件做證，我是在上周提及的那個九十年代開始發現澳門人喜歡以漁村描述過去的澳門的。回歸前的好幾年，治安不靖，港產片常見的明明是澳門的黑幫仇殺與貪污警察，我們對那一個澳門好像熟視無睹，不會以此形容澳門，卻對《天若有情》當中，劉德華落難來澳的那個場景特別眷顧。那是在十月初五街一帶的舊式住宅，閣樓是個打老式棉胎的地方，棉絮飄飄的緩慢氣氛當中，氣質脫俗的吳倩蓮正在陪伴被追殺的黑幫小子劉德華養傷。那個情景，將澳門即使有黑社會，卻仍是那麼浪漫寧靜與世無爭的特點表露無遺。沒有證據，只是，因為那一個情景，我曾經長時間的覺得，那是最令當時的澳門人心裡好過的場面，因為，那非常符合我們對“漁村澳門”的期許。

 

　　到了二千年的暑假，無線那套《十月初五的月光》幾乎將《天若有情》閣樓風景所象徵的澳門被神化了，讓香港人都相信澳門大學是一家有人踏單車上學的充滿懷舊浪漫風情的大學。那時看戲，心裡很不是味兒，覺得裡面的澳門是誇張的純樸。可是，不得不承認的是，電視劇當中那個低下階層充滿人情味又真的很純樸的澳門，後來，是每當有人形容“澳門曾經是個寧靜的小漁村”時，腦海常出現得最頻繁的景象。

 

　　只是，那個“漁村澳門”，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現開始，本來是香港人對澳門這個後花園的想像，是最符合他們短暫遠雜香港這個繁華鬧市期許的理由。因為本地媒體不曾強大到為我們的文化身份下定義，受香港媒體的耳濡目染，那就慢慢的內化為我們對自己的認識。當然，那樣的內化，還因為我們是個旅遊城市，對形象的認識以至維護都常常會不自覺的以旅客的認同為指標。慢慢的，我們會壓抑一些該面對的衝突，以維護這個外部形象，維護這層外在的面子。今天，不想再壓抑的人，希望面對衝突的人，原來已經多到足夠把面具拉下來了。

 

（我們的世代．之十五）

文：原載2010年5月6日《澳門日報》“筆成氣候”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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