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街上看到犀利哥

文/林玉鳳

 

　　如果在街上看到一名乞丐，不管他長得是否像早前網上熱爆的“犀利哥”那麼，你會認為這個人需要行乞，是個人的責任抑或社會的責任？再想一想，如果你在那條街上看到很多名乞丐，你會認為這些人需要行乞，是他們個人的責任抑或社會的責任？

 

　　好的，再想一下。有人失業，是個人的問題抑或社會的問題？如果失業的是少數，我們是不是傾向覺得那是個人的問題？如果失業的是多數，則比較傾向的認為那是社會出了問題？

 

　　文首的問題，是我在大學的人際傳播課程常用的例子，用來解釋一個叫做“歸因”的概念。有些人，遇到問題時，傾向歸因於個人，如果這個個人是自己，那個人通常會自強一點，對自己要求大一點，做人的壓力也會多一點。如果那個個人是其他人，這個人對他人的要求會嚴格一點。如果遇上問題的時候，傾向將問題歸因於環境的人，也就是在乞丐那條問題上，認為社會的責任較大的人，他會更著意去改變社會的環境和制度，少點責難個人的行為。可是，現實世界是，多數人在個人遇上問題的時候，會歸因於外部環境，原諒自己；他人遇到問題的時間，會歸因為個人內部因素，要求他人改善自己，不去解決真正的環境和制度問題。

 

　　不要看輕這個歸因的概念，他與一個人會否憑個人努力達至成功有關，也與一個地方會否成功、制度建設是否有關完善有關。如果撇除對事件最客觀因由的分析，僅從負責歸因的人所處的位置看，我們大概可以推算，如果一個政府裡的決策者，在遇到社會訴求的時候，將問題歸因於個人或那些提出訴求的人的個人內部因素，不是先看大環境和制度出了什麼問題，我們最終可以看到的，最壞的是對那些人的責難，好的點的是給那些人一些“甜頭”或曰“福利”，再好一點的，只是將那些人視為特定問題下的特定人群，給一些短期的特殊政策，而不去改變這些人群背後所透視的環境與制度問題。這，從我們對待建築工人失業與黑工引起的社會震盪的措施，其實已可見一斑。

 

　　所以，上周說八十後不僅是八十後的問題，也是八十年代開始，累積下來的澳門問題，為的是，希望我們可以不再用僅盯著某種特定人群的目光去面對世代問題，因為，世代的差異，也很可能是社會變遷而制度又跟不上變遷的一種反映。

 

（我們的世代．之十八）

文：原載2010年5月27日 《澳門日報》“筆成氣候”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