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無隱喻

非典型肺炎流行，美國女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名著《疾病的隱喻》也在重新流行，大家都在想，這樣的一個病，隱喻了什麼，想著想著，大概就忘了，蘇珊‧桑塔格的原意其實是要剝除疾病被隱喻化的污名。

中世紀的歐洲是痲瘋病人猙獰形象橫行的世紀，那時的維也納教會對痲瘋病人說：「你蒙受著主極大的恩寵，因為他願意因你在這個世界上的罪惡而懲罰你。」痲瘋病人與修道院僧侶，成了世俗的惡魔與天使。後來，梅毒以其傳播的廣泛和病徵的醜陋，成為最具有懲罰意義的傳染病，一旦染上，人就會變得低下、污濁和不道德，所以到了今天，梅毒和其他性病都是病人難於啟齒的可恥疾病。像這樣被視為對個人懲罰的還是後來的愛滋病。多得文學與影視藝術的詮釋，肺病（肺結核）與血癌的隱喻沒有如此不堪，相反，得病的故事常常是哀怨悽美和藝術的，好像只有詩人、畫家和音樂家才會染上肺病，然後在昏黃的燈光下吐出紅血絲而亡，只有最純潔的少女、最好的爸爸和最善良的修女才會得到血癌。

除了個人，疾病也在隱喻著集體。歐洲的黑死病與鼠疫、中國古代所有王朝覆亡前夕的瘟疫，都在歷史紀錄的過程被我們詮釋成對一個集體的懲罰或警示。不知是不是這樣的詮釋已經成為了人類社會的一種本能，或人類自身的本能，為了對抗一種新疾病被我們自己註釋，從非典型肺炎流行開始，大家就有一種抗拒承認的本能，不管是抗拒承認病情或是病源，都是一種抗拒。廣告教我們洗手，用眼波來代替嘴角對人微笑，恐懼教我們搶醋、搶鹽、搶扳藍根與漂白水，政策教我們不去旅遊，政府教我們擔心經濟，大家又在想著罪與罰，然後，加拿大人岐視華人，中國人岐視廣東人，廣東人岐視中山人，中山人岐視香港人，香港人岐視淘大花園人，於是，大家都在岐視事實，漠視事實，忘記事實。我們忘記了，疾病本身其實沒有罪與罰，得病的人沒有罪，也不應該受罰，承認有人得病，也不是承認有罪，願意追尋病源，不是承認犯了原罪，疾病，其實沒有隱喻，沒有罪與罰；只是，當我們因為抗拒註釋不去承認，恐懼註釋而不敢面對，那才是真正的罪。因為疾病的終極意義是生存與死亡，而一個國家一個政府的最基本工作，卻是保證人的基本生存權利。

2003年4月